配资股配资顾继东：读《传习录注疏》，参加阳明雅集丨新春阅读

春节将至，或三二友朋聚会，相谈甚欢；亦可一人读《传习录注疏》（邓艾民注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），于沉浸中参加王阳明和弟子的雅集。这是《论语》中孔门师徒谈论的延续，也是柏拉图笔下的《会饮》，需要脑力操。谈论的核心观念和主题有“心”“知行合一”“致良知”“亲民”和“天地万物为一体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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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让我们和弟子徐爱一起向阳明请教“知行合一”。

爱曰：“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，兄当弟者，却不能孝、不能弟，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。”

先生曰：“此已被私欲隔断，不是知行的本体了。未有知而不行者；知而不行，只是未知。”王阳明接着用《大学》中的一句“如好好色，如恶恶臭”来举例。“见好色属知，好好色属行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，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；闻恶臭属知，恶恶臭属行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，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。”王阳明进一步阐述，“知行如何分得开？此便是知行的本体，不曾有私意隔断的。”也就是知行相互包涵，统一于同一现实活动。王阳明继续说：“知是行的主意，行是知的功夫；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。若会得时，只说一个知，已自有行在，只说一个行，已自有知在。”

在和顾东桥的书信回复中，王阳明又从时间上否定了知行的先后之差，即便是功夫次第的“毫厘倏忽”。强调“知行之为合一并进”。

顾继东在绍兴阳明故里

王阳明为什么会提出“知行合一”，为什么说“‘致良知’是学问大头脑，是圣人教人第一义”呢？

钱穆先生认为:“要研究王学的人，不要忘了他成学前的一番经历。他说‘立志’，说‘诚意’，说‘事上磨练’，说‘知行合一’，说‘易简’，说‘真切’，凡他说的一切，我们要把他自己成学前的种种经历来为它下注释。”

立志“做圣贤”的王阳明遭遇了怎样的困境呢？他所侍从的皇帝朱厚照，乃是大明朝最爱玩的一个主。以至于后朝，清代的皇子们读书如果不专心，太师马上就会拿朱厚照作反面教材，“难道你想学朱厚照吗？” 张廷玉等在《明史》中评论：“明自正统以来，国势浸弱。毅皇手除逆瑾，躬御边寇，奋然欲以武功自雄。然耽乐嬉游，暱近群小，至自署官号，冠履之分荡然矣。”有一日，乾清宫因张挂花灯失火。朱厚照非但不下旨救火，反而欣赏起了火景，拍手大笑：“好一棚烟火啊！”有作者将他比作在罗马大火中吟诗弹琴的尼禄。

朱厚照执政前期是刘瑾专权，后期是江彬乱政。王阳明俱深受其害。王阳明三十五岁时，碰上言官戴铣因弹劾刘瑾而被廷杖。王阳明上疏相救，称刘瑾为“权奸”，被刘瑾廷杖四十，并远谪贵州龙场驿。

王阳明四十八岁，身为江西巡抚，遭遇宁王朱宸濠造反，王阳明发兵平叛，大破之，生擒宁王。而朱厚照自称“奉天征讨威武大将军镇国公”，率官兵御驾亲征。即便王守仁捷报传来，仍一意南征。他身边的江彬甚至建议将朱宸濠放回鄱阳湖里，再生擒，以展示皇帝威武。王阳明为了百姓安宁而抗旨，他选择直接“献俘”。武宗与侍从身着戎服，演了一出凯旋闹剧，在军队的包围中，将朱宸濠除去枷锁，当场再擒。

朱厚照在王阳明生命中的两个主要节点，龙场驿谪贬和宸濠之变中都直接挑战了王阳明内心的认知和信念。荒谬催逼了理性的反思。在忠君的框缚中，在“天人感应”的皇权传统叙事中，王阳明当认知失调，难以归因。他不得不重新反思朱熹的格物之说，也就是反思包括忠、孝、弟等具体物事的规则体系，反思和批判这些思想的前提，进而改变纲常规范的普遍有效性。

他发展了孟子的“良知”，将其提升到了“本体”的范畴，“第一义”的高度。“人的良知，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。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，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。岂惟草木瓦石为然，天地无人的良知，亦不可为天地矣。”有学者以为，这种良知说可以比照阅读康德的先验论。相对于传统认识论“认识必须符合对象”的立场，康德提出：“人们可以尝试一下，如果我们假定对象必须遵照我们的认识，我们在形而上学的任务中是否会有更好的进展。”

在心学中，良知是先天的，也是先验的。良知成为第一义，以先天的、直觉性经验重置思想前提，更以先验而改变“自然意识”的理论视角，重新提挈纲常。心外无理，心外无物。于良知，忠、孝、弟只是具体的“物”和“事”。没有在 “心”之外独立自存的“物”，凡“物”必是“心之物”“知之物”。于是在理论的重塑中，让王阳明面对朱厚照的荒谬，有了强大的心理韧性。“只此良知无不具足。譬如操舟得舵，平澜浅濑，无不如意，虽遇颠风逆浪，舵柄在手，可免没溺之患矣。”

于是他抨击臣子“欺天罔人，苟一时之得，以猎取声利之术”、学者“如入百戏之场，欢谑跳踉、骋奇斗巧、献笑争妍”，并称“时君世主”“极其所抵，亦不过为富强功利、五霸之事业而止”。

他更是提出了“天下之公道”“天下之公学”的概念。

夫道，天下之公道也，学，天下之公学也，非朱子可得而私也，非孔子可得而私也，天下之公也，公言之而已矣。故言之而是，虽异于己，乃益于己也言。

这引导出徒子徒孙李贽的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的相对主义思想。

王阳明没有在“公道”“公学”上继续点破，因为他生活在一个皇权稳定的时代。但他的徒子徒孙黄宗羲，在一个皇权不稳定的明清过渡期，依其心脉，提出“天下非一人之私，道非一家之私”“天下为主，君为客”，抨击“家天下”的专制君主制度。

在彼时，王阳明强调了“个个心中有仲尼”，“这良知人人皆有”，破除了圣人的神秘，让每一个平民都有了成圣的可能。天子不是唯一和既定的天选。“尧、舜、三王之圣，言而民莫不信者，致其良知而言之也；行而民莫不说者，致其真知而行之也。”皇帝要成圣，也要“知行合一”。如此，在良知前，皇帝和平民拉平了，好比马丁·路德以“信”拉平了大主教和普通信徒在上帝面前的距离。又如马丁·路德的“人人皆为祭司”，成圣的道路，每一个个体“苟能致之，即与圣人无异矣”，“尔那一点良知，是尔自家底准则。尔意念着处，他是便知是，非便知非，更瞒他一些不得。”

什么是王阳明的“心”“良知”？从恻隐之心，自然扩展为“援天下之溺者”。

生民之困苦荼毒，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？不知吾身之疾痛，无是非之心者也；是非之心，不虑而知，不学而能，所谓“良知”也。

厕身阳明雅集，我弱弱地想举手，“心学圣脉，此刻如何承继？”

如果你是一个企业的职业经理人，如何知行合一？不论是危言危行，还是危行言孙，提取公因式，人总要做正直的事。

如果你是一个家长，如何让孩子立志？“科举不患妨功，惟患夺志。”现在的教育，侧重科举应试型的内卷刷题，或兴趣推动的知识学习和能力学习。但在遭遇这个世界中不确定因素造成的断崖式人生节点时，除了知识、智慧，我们更需要判断力和勇气，而这就需要致良知的功夫，修炼人生境界。

我的领悟有限而粗鄙。所以，我推荐邓艾民的注疏，因为在这个雅集中，他还呼朋唤友，叫上了孔子、孟子、佛禅高僧、日本的藤田等等。参加阳明雅集的时候，梁启超叫上了柏格森，某些当代学者叫上了康德。因此这个雅集还是要读者你自己来召集，自己来沉浸。

读别人的读后感只是上了一道三文鱼，自己研读，却是自食刀鱼或鲫鱼。前者或大快朵颐，后者泯刺之时或有鱼骨哽咙，但个中鲜美，唯有自知。

来，让我们和阳明的弟子燕集天泉桥上。“诸弟子比音而作，翕然如协金石。少间，能琴者理丝，善箫者吹竹，或投壶聚算，或鼓棹而歌，远近相答。”阳明曰，“狂者志存古人，一切声利纷华之染无所累其衷，真有凤凰翔于千仞气象——”